建筑与规划的“接地气”问题 | 《空间再现》
网络社会与信息城市来临了，而现代建筑师为何“不接地气”？作者试着就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特别是身处东亚的专业者，提出理论角度的反思。
第一，提出一点方法论上的提醒：建筑与城市不等于建筑规划论述，不等于象征表现。仔细地区分后，真实的物理性空间不等于是空间的表征与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譬如说，专业的论述，突出观点与概念的论述领域；同时，真实的物理性空间又不等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或象征的空间（symbolic space），即：空间的象征表现或者说都市象征，突出生活的体验。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与社会而言，现代专业论述历史形成过程与现代意义的建筑师的浮现，或者历史地说，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建筑师在西方之外移植的过程—它可以说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与文化产物，以人文区分对抗中世纪。菲利波·伯鲁乃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为代表所开启的革命，师与匠的历史分离，手艺技能逐渐离开了作坊工匠的身体，伴随着手工生产工具转变为机械与仪器，深化与外化成为客观的、外在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分化的历史过程伴随着美学上的“形式主义”附身—这是西方建筑论述形式主义幽灵的根源。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直陈，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将古典建筑变成一个自主而绝对的建筑“物”，或者说，建筑客体、建筑对象成为被建筑师挪用的元素，给予当前所需的意识形态支持，建筑对象成为客体，被随手摆弄拼凑。这是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传统与历史，发明历史，被称为是“对历史的遮蔽”，遮蔽历史的开始。以黑格尔的说法，这是客体性（objectivity）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分离。1 这是伯鲁乃列斯基开始的革命，也是蕴含在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中的辩论。
然后，现代建筑论述与启蒙主义思想在18 世纪终于成形，是西方美学论述的一部分。18世纪的西欧哲学家将建筑归类为美术的一支，以审美价值区分建筑与营造，强调美的营造（建筑物、房屋，building）才是建筑（Architecture）。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林肯大教堂与脚踏车棚两者之间的美学对比与区分。2
接着是营造技术的分化与专业分工，18世纪中叶专业分化以及工程师与建筑师的分离—法国的先行经验，专业养成制度上正式宣告建筑与公共工程分道扬镳，即，象征的空间，或者说，表征与再现的空间成为建筑师的任务分工。自此，建筑师作为专业者要有同时驾驭艺术与科学这两匹无缰之马的无穷欲望。这也是18 世纪笛卡尔主义人文及自然科学认识论本身与学院内部分裂的再现。
必须同时说明的是，18 世纪启蒙主义的“空间观”，笛卡尔建构的科学与理性的坐标抛弃了人的身体，身体仅存留在经由素描速写与设计操弄的既有的古典语汇中。等到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主要的欧洲城市中浮现，维也纳、巴黎、柏林、伦敦、爱丁堡、巴塞罗那、马德里等等，手工艺运动与包豪斯学院代表的现代建筑学院，彻底经由几何的原型、原色、材料本质、流动空间干预设计的意象思维，机器—就是现代建筑的隐喻，人的身体全部消失在视觉艺术的现代领域里了。同时，现代建筑师的规划干预，改造资本主义城市，是对规划的个人性与技术性干预。“建筑师的构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者，对城市规划进行个人化干预，对公众则扮演形式方面的说服角色，就其自身之问题与发展则是自我批评角色。”3 塔夫里的历史写作“解秘”了现代建筑运动，现代建筑论述建构先锋派与革命的关系，建筑被视为建构一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手段，可是，它却被布尔乔亚美学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与限制了。
面对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城市，乌托邦人道主义与现代规划师浮现，之后，规划师与建筑师在论述上逐渐分离，规划师负责都市功能的治理；专业的分化还在持续进行，这是前述技术分化与专业分工的过程。
“二战”之后，随着公司化和现代组织的诞生，现况已经发展成为专利权与人工智能在制度上与自动化技术上彻底异化为机器人的诞生，以及，在空间尺度与技术两方面强化了专业的分工与知识、技能的发展，比如主要为生态学的知识所支持的地景建筑师与区域设计，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所支持的区域政策规划师与区域发展，甚至是全球化下越界的国际规划。
可是最根本的核心矛盾是，在资本积累造成的紧张社会关系下，建筑与规划专业的技术分化过程中，以先锋派艺术家自诩的现代建筑与为技术官僚主导的现代规划，在异化了的空间生产过程中，专业者神圣的斗篷遮蔽了专业的初心，也就是服务于使用者、人与社会，以至于长期与人文主义间展开意义争论，并且拉拔于人文主义的社会补偿与其制度软化效果。
于是，聚焦于都市权力（urban power），关系城市及其市民的命运，通过研究我们重新认识了规划。在福利国家社会凯恩斯主义模型主导的模型中，国家政策干预一则致力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机制，伴随了都市运动；二则导致通货膨胀，垄断资本借由宣告经济危机与1970 年的信息技术突破再构了资本主义，朝着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转向，都市治理则由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转向。建筑，即空间的文化形式，在全新的晚期资本主义弹性积累的脉络下向后现代主义文化转化，也重新定义了建筑。重新认识城市与建筑的背后是认识论的典范转移，不同的空间理论以及空间的社会理论。
可以想象与学院既有学域分工间的知识异花受精以及科技整合的必要性，同时，有赖于既有学域中杰出成员的出色表现，来创造密切关系，如史学（建筑史、都市史、地景史、规划史、设计史），社会科学中的如地理学、心理学（人与环境研究）、社会学（都市社会学）、政治学（都市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人类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等。
都市运动致力于朝向一个有意义的空间而转化城市，所以城市与空间变成使用价值的实现，而不只是为了功能上的目的，在空间上得到功能支持与都市服务而已。这是以人为本、以参与式规划与设计为核心的专业论述，支持创新，跨过现代与后现代设计的形式主义争论，朝向社区设计与社区营造；也就是说，这是以市民城市为方向的社会设计。4 它不只是学院的论述，还联系上地方政治，在20 世纪70 年代还成为意大利左翼政党的历史性计划，有国际路线的另类政治含义，也是20 世纪60 年代后市民社会都市社会所支持的新都市价值的再现。有意思的是，在被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价值所穿透的东亚，在市民的支持下竟然也有机会获得表现的空间，譬如说，在获得“世界设计之都”称号的首尔，由“市民为顾客”转向“市民即市长”，从世界设计之都的“疯设计”转向“社会设计”。朴元淳以此获得市民支持，取代了支持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吴世勋，成为首尔市长。
更进一步，还可以加上生态设计，支持新能源和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信息技术以及区域生态；再到社会设计工程（social “designeering”）的创新想象，直接有能力支持都会区域转化过程的信息技术升级、网络经济转型以及社会转化。
尤其最近这些年，在资本主义竞争的现实逼迫下，学院里设计与创新学院（D-School）的根本被管理学、工程学，特别是电机与信息工程领域把持着，他们学习意象思维（image thinking），能感动使用者的体验价值，将设计转变成为企业创造新价值的方法。然而，建筑学院还沉迷于资产阶级的美学陷阱中而不自觉。
而历史叙述的另一方面是东亚的历史与政治现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接管世界秩序的美利坚盛世（Pax Americana），现代建筑与规划经由美国传播于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的论述“移植”。
简言之，欧美社会经历五百年时间逐步加速的过程，现代性步伐仍难掩鲁莽，现代性其实就是断裂，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欲望造成的创造性破坏的空间再现，这也就是“成为现代”。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现代性经验，首先，制度的移植—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机器与制度的关系上，都遗忘了人。专业者为何也遗忘了人，又欠缺反思？异化的空间就是必然的结局。
其次，知识的贫困与理论的缺失—博物馆珍品展示，其实是形式躯壳的移植。童寯对1978 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移植苏州网师园殿春簃院落的批评，针对的就是博物馆复制失去了园林这般充满生命的有机体，此即为一例。5 因为，村落、城市、建筑以至于园林，包括历史中的村落、城市、建筑、园林，都不是死寂的空间，而是有人存在的，会发出声响，有气味温度，有生物共生，是有图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地方（places）。现代博物馆学其实是死寂空间的时间记忆，它的对立面是人类学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如何与人共生是问题的要害。6 所以，空间并不只是先于社会，以及外在于社会之外存在的某物；空间是一种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空间其实就是社会。
接着，缺乏认识发展中国家都市问题的分析性知识，无力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特殊性，是知识贫困与理论缺失的严重问题。譬如说，都市化≠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西化，即，不是我们有了经济发展，都市问题就会自己改善，如西方的经验，即，西方经验被当作是人类发展的单行道。又如，都市非正式经济无所不在，还有过度都市化的问题……总之，区域均衡是关键，都市化需要整合在更广大的区域均衡的过程中，这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再来，如何面对当前没有市民的城市、没有城市的都市化之巨大悖论的现象呢？如何认识日常生活空间？自身的城市？存在的自身社区？自身的公共性与公共空间、街道、埕，以至于亭子脚/ 凉厅子/ 五脚砌/ 骑楼？专业者要如同手艺匠人，营造类型与营造模式这些空间措辞必须有能力把握，而不是形式上的“风格”，这是西方18 世纪过了时的艺术史与建筑史论述的形式主义措辞。
面对地方，无论是城市、城镇抑或是村落，社区营造非常重要。面对民居，地方的精灵、地方的精气神、地方智慧，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非常重要，关乎地方认同。
第三，至于专业技能与专业论述的构造，首先是专业的技术性。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文主义者、生存空间的空间论的修正与软化，以至于有日后以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批判取向之质疑专业的技术性。原因之一在于技术问题的技术解决倾向，这是恋物癖（马克思的批评）。
现代建筑与规划本身有技术性分工下的拜物教倾向。面对的是政治，却经常以建筑的语言说话。
现代技术在1968 年之后有了根本转变，城市不宜是现代理性思维下简单的树状结构的再现空间，也要求专业者有反思能力，参与和沟通成为必要的专业技能，符合地方生态，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网络社会与信息城市的脚步……解决问题的各种技术，如前段所述，不能硬套，必须了解地方的问题；软技术、调适性的技术，比较适合地方应用。所以，参与式规划与设计是必要的过程。
关于文化的想象空间—对汉字文化圈而言，“规划设计即是妙计，妙计展现的是明天，这是明天决定今天”。建筑规划提供的“意识形态传播作用”，是对明天的文化空间想象。一方面是对蓝图的想象，另一方面可能是幻想的空间，既是素颜的装扮，又可能是担心卸妆之后对权力的粉饰。既然关乎文化，关乎表意的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也关系着意义的竞争，关乎领导权（hegemonic power）的竞争，也关系着性别、阶级、族群。人们使用工具来投射一种意象，一种憧憬中的城市的意象，一种令人向往的社会。所以，我们最需要历史写作的“解秘”作用，历史写作并非建构乡愁，营造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规划其实就是设计。
最后，政治的空间—规划过程是政治过程，折中斡旋的空间，这是政治的空间（political space）。特别是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地域性国家（local state）与地方政治，地域性政治，地方政治空间（local political space），更细致地说，把握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关乎“执行”（implementation）层次的，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划技术是规划专业的关键能力。
总之，若是把“地气”视为一种locale（在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建筑与规划专业特别不能接地气，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亨利·列斐伏尔曾经批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联的都市规划师未能生产社会主义的空间，而仅仅再生产现代主义模型的都市设计。这仅仅是实质物理空间的干预（即前述的形式主义干预，资产阶级建筑与规划的移植），而未能充分掌握社会空间并将其应用在革命后的新脉络之上：“改变生活！改变社会！若未生产适当的空间，这些构想就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意义。由1920 年代到1930 年代苏联构成主义者及其失败学习到的教训是，新的社会关系要求一种新的空间，反之亦然。”7
这似乎预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实验，竟然在没有社会运动或是战争介入的前提下，在1991 年失败了。一个工业国家体制在信息主义崛起与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挑战下出现了危机，工业主义无法过渡到信息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与严格教条下的文化机器的生硬死板，最后以苏联的崩溃告终。8
这一历史教训对建筑与规划的专业者尤其重要。空间化不能再继续重复支配阶级领导权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了，不能再是形式主义移植与创新，而应该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创新，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空间形式要同时并举，新的结构性的空间意义要求新的空间功能与新的都市形式的象征表现。面对信息年代的网络都市化过程，都会区域崛起与相伴随的新都市问题的浮现，江南明清城镇与乡村集市是由小农生产结构的宗族社会关系支持的地方的社会空间，现在历史转向了。在21 世纪网络社会新社会结构的历史条件下，浙江的村落建构了新社会关系，农村电商建构起了网络都市化过程中的信息化村落，信息技术支持了虚拟空间经验，表现出流动空间的力量。为了避免破坏，村落的社区营造经由参与式设计过程，使流动空间得以草根化，以及经由活的保存过程，再现村落空间形式中地方空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或许，消除了城乡的数字鸿沟，推动人才返乡，促进城乡物流，获得必需的公共服务，有能力区分与评价盈利/ 市场占有率驱动与公共服务属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经济里的网络工作者（net workers），似乎有机会转化为网络社会的网民（netizens）。9
本文出自《空间再现：断裂与修复》一书所录《“接地气”问题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建筑与规划专业者》一文。
《空间再现：断裂与修复》
夏铸九 著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
ISBN：978-7-5608-8814-9
页数：184
开本：16开
单价： ¥ 68.00
装帧：精装
内容简介：
本书是台湾建筑学者夏铸九的专业评论文集，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理论辩论、历史保存、建筑与城市史：关于大学校园、建筑与城市史：专业与专业教育。其内容包括都市史的课程导读、亚洲建筑与城市研究、台湾地区城市与建筑建筑分析、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大学及校园建设反思等。本书收录在南京大学建筑系胡恒教授主编的“当代史”丛书之中。“当代史”重点关注在当下社会中发生的重大的建筑、城市活动，以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观察这些活动对于当下乃至于未来的影响，观察其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
夏铸九（Chu-Joe Hsia），东南大学国际化示范学院特聘教授、童寯讲席教授，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城市论坛杰出研究员（IFoU）。曾任南京大学宜兴讲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创新学院2015驻院思想家，亚洲规划学院学会（APSA）会长以及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城市与设计主编，台湾社会研究社创社编委、主编、社长。已出版十本学术著作，包括《异质地方之営造（1、2、3册）》与《窥见魔鬼的容颜》等，编译五本学术译作，包括《曼威‧柯司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等。研究与专长领域为建筑、都市设计及规划的理论与历史，历史保存，都市社会学。
内页预览
《空间再现：断裂与修复》
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发行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
进入购买链接
“当代史”丛书面对的是进行中的当下，
目的是让那些给予我们冲击的、有意义的却正在被忘却的事，成为历史；
它是一项历史逻辑的重建工作。
胡恒“当代史” 丛书之《遗忘之场》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